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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诺奖,要“拼爹”?关于700多诺奖得主的家庭背景分析丨数据说话

记者丨闫桂花

得诺奖,要“拼爹”?一份最新研究发现,诺奖得主大多出生于精英家庭,过半得主的父亲其社会经济地位位于全国前5%。

关于不平等及其对社会的负面效应早已成为学术和公共讨论的热门话题,从经济后果到社会稳定,从职场发展到公共政策,不平等的影响无处不在。如今这份研究进一步证实,通往诺贝尔奖这一科学领域顶级殿堂的道路,除了天赋和努力,也离不开金钱等资源的铺就。

来自达特茅斯学院Paul Novosad、伦敦帝国理工大学的Sam Asher、普林斯顿大学的Catriona Farquharson,以及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Eni Iljazi四位研究者,查阅了从1901年到2023年数百位科学领域诺奖得主的童年情况,根据他们父亲的职业,判断他们家庭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测算出顶级科技领域机会不平等的分布和历史变化。

数据显示,诺奖得主的父亲其收入平均处于其所在国第87百分位,教育水平在第90百分位。超过三分之二的诺奖得主来自本国最富裕的10%家庭,50-60%的诺奖得主来自教育水平位列前5%的家庭。这表明,能够获得进入科学顶尖领域机会的,往往是社会财富和教育资源高度集中的人群。

研究指出,如果机会均等,天赋随机,诺奖得主应当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也就是说,这个百分位数应该在50上下。按照这一假设,作者估计,超过四分之三的具有潜在顶尖科学才能的孩子,因缺乏足够的家庭和社会资源支持而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

当然,并非所有诺奖得主都来自精英家庭,比如1998年的物理学奖得主之一,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崔琦(Daniel C. Tsui),其父亲是河南一位不识字的农民。

来源:Access to Opportunity in the Sciences: Evidence from the Nobel Laureates 来源:Access to Opportunity in the Sciences: Evidence from the Nobel Laureates

这项研究覆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和生物或医学奖四个自然领域奖项(剔除了文学奖和和平奖,因这两项评价标准更主观,尤其是和平奖,甚至有可能更青睐出身较差的候选人),共计739名得主,其中715人的父亲职业有据可查。研究者以父亲职业作为判断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切入口。

诺奖得主的父亲们,通常都从事什么职业?下图紫色代表的是诺奖得主的父亲职业占比,橙色代表的是全部人口的相关职业占比。可见,企业主、医生、教授和工程师的家庭,集中了最多的诺奖得主。相对于普查数据中这些职业的占比,教授、医生和科学家的比例高出100倍以上,而企业主的比例高出约2.5倍。

来源:Access to Opportunity in the Sciences: Evidence from the Nobel Laureates

研究者还发现了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诺奖得主的父亲社会经济地位相对更高,平均在91百分位;而男性诺奖得主的家庭社会地位在87百分位。另外,女性只占自然科学领域诺奖得主总数的4%。这意味着,女性在通往诺奖的道路上面临更多障碍,而更丰厚的家庭资源和支持,则有助于减少这些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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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些国家或地区,普通家庭的孩子更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研究者之一Paul Novosad在社交平台X上写到,他们本来以为应该是东欧地区,但实际上是美国。相比其他国家,美国的诺奖得主的家庭状况相对“没那么精英”。

为什么会这样?研究者们深挖了美国的诺贝尔奖得主样本,发现代际经济流动性更高的城市更可能在非精英家庭中产生诺贝尔奖,总体上诺奖得主也更多。代际经济流动性高,意味着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摆脱原有家庭的阶层而获得更高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在这些地方也更容易产生诺贝尔奖得主。

与此同时,研究也发现,那些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大概率保持高收入的地区,产生的顶尖科学家反而较少。这个结果有些意外,因为诺奖得主通常来自更高收入家庭。研究者解释称,这可能是因为经济波动较大的地区更有机会让更多超级人才脱颖而出,或得益于更高效的资源分配,抑或是在这种地区人们有更强的努力动机。

研究尚未证明这些现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不过Paul Novosad写到,这与其他现有的相关研究和证据是一致的,即增加获取机会的途径或渠道(increasing access to opportunity),受益的将不只是穷人而是整个社会。

略值得安慰的是,这种机会获取的不平等在过去125年里有所改进。1900年,诺奖得主出生家庭的收入排名在第92百分位上,今天降到了第85分位;教育程度排名从95百分位降到了88百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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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不平等不仅是一种社会不公,它更限制了科学进步的速度。正如研究指出,科学研究的社会回报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更高的,但在机会不平等的现状下,它更多地反映了社会精英的垄断,因此,改变这一现状不仅是道德责任,也是推动人类创新、增长和进步的必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