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文脉:北京书院述微》书封。出版社供图

书院的另一种功能:欲一乡兴起为善之心焉

书院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的书院出现在唐代,距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早期的书院相当于一个功能多样的综合文化机构,不单单是读书、教书的场所,还承担着刻书、印书、藏书、校书、修书、著书等功能,是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重要方式。

北京的书院最早出现于五代时期,至元代才形成一定规模,有了较为成熟的模式。而两宋书院的创造性开拓已为后世书院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于是,书院遂成为两大历史性任务的承担者。其一,韩愈所谓传道,也即张载所言,“为往圣继绝学”;其二,表现为移风易俗,教化乡里,“欲一乡兴起为善之心焉”。

元代北京的两家书院,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很好的践行者。太极书院自创办之始,就把承续道统当作自己的使命,奉程朱理学为正统。书院初建很简陋,却也“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故有“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的说法。复即赵复,人称江汉先生,是主讲太极书院的教授。

另一家即文靖书院,位于大都城郊外房山县西南七十里一个叫抱玉里的村内。创办人是赵密和贾壤,他们都是本地人,曾在元代经学大师刘因那里求学,回乡后致力于创办书院。多年后,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为了表彰这家书院尊师重教,推广程朱理学于北方乡野村社,专门为之题写了匾额,取刘因的谥号,赐名曰“文靖书院”。

这家书院区别于太极书院之处,一是远离都市,地僻民穷,二是主持书院者,既非硕儒,亦非名士,而是两位一心向学的普通士子、乡绅;三是他们所处的房山一带,金元易代之际,曾是金戈铁马纵横驰骋的战场。

战后,元朝统治者“诏拔降民三千七百为猎户,别置鹰房总管府司之”,职责为发办税粮皮货,采捕野物鹰鹞,以供内服,是一个服务于内廷和贵族的机构。这片土地亦成为皇家狩猎的场所,战争虽然结束了,但这里的民风民俗依然豪横。

赵密最初从父亲那里继承了鹰房总管的职务。当他二十一二岁时,临县容城刘因以传道授业而名于世,周围很多人都拜在他的门下。于是,赵密也动了到他那里求学的心思。入学后,“刘公告以圣贤之训,岁余尽去豪习”。时间虽然短暂,但学习的效果相当显著。一个山野豪强,经儒学一番洗礼,旧貌换新颜,说明儒家的圣人之教确实厉害。回到家乡后,赵密便立志以刘因所授“圣贤之训”,改变乡风民俗。

贾壤是赵密的同乡兼同学。贾家是当地乡绅,父辈继承祖业,行医为生,在房山、涿州、易县一带名气很大。贾壤与赵密同时在刘因处求学,后因老师 *** 入都,二人双双把家还。他们虽出身不同,但志向相同。作为刘因学说的实践者,无论是办书院,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孝亲、敬祖、守礼、重道、修己、爱人的德行伦常,他们都希望以其行为影响、感化周围的民众。他们在家乡办学,最初也许是为了家族内部的子弟有个读书之所。渐渐地,波及周边的乡民,“远近学徒恒百余人”。

文靖书院的办学主张和实践,此后遂成为北京书院的突出特点。这或是因为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天子脚下,往往容不得离经叛道、特立独行之人。在这里,书院的另一功能被发扬光大,那些有情怀的州县官员要办书院,看重的往往是移风易俗,教化乡里,比如,密云白檀书院的创建。

京城东北的密云,多山,是防范北方、东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侵扰的天然屏障,也是华北通往东北、内蒙古的必经之地。自周秦以来,这里一直是汉文化与胡文化相互冲突、交融的边缘地带。在漫长的两千年间,这里从来都是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角逐征伐之疆场,战火硝烟似乎从未消散。特别是明代,蒙元虽退回大漠草原,对明的威胁却始终不减,这里依然处于兵氛未靖的前线,由此影响到此地的乡风民俗,便有了一些卓然独特之处。

明万历初年曾做过一任密云县县令的张世则,写过一篇《风俗论》,其中提到密云乡风民俗中的“四弊”。他说:“惟逼近边鄙,是以民多悍勇而轻生,游侠而惰农,浮奢而疏于治产,酣恣而略于别嫌,此四弊风,至今存焉。”

如何使这种现状有所改善呢?张世则是一位很有责任感的地方官员,他初到任所,下车伊始,便着手整葺年久失修的县城,给此地带来些许新气象。密云最初无志,他提议编写密云县志。他在《创修县志原序》中说:“尝闻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余谓邑之有志,犹家之有籍。”也就是说,修志是保存当地历史文化传统的一件大事,必须引起重视。城南民众集资要建一座佛塔,经他劝阻,人们改变了主意,用建佛塔的钱造了一座桥,并命名为“永济桥”。他还在县城东门外建了一所文昌艺苑,祭祀唐宋以来为官于此而为百姓做过实事的人。这些举措,目的都是要在密云强调儒家教化的传统。

张世则对民间疾苦亦有很深刻的认识,总结归纳为“六害”,包括了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而官府的劳役、赋税更为民众难以承受。

张世则感叹:“大抵风俗有利弊,政治有缓急,思以维风,存乎起弊,然必害除利兴,而后风移俗易,机固有渐焉者耳。譬则义方以训子,其抚摩之爱得宜,即吾之法行,法行教亦行矣。盖养子而后教子,父道也;训民必先利之,王道也。虑及此者,谓之轸民瘼,谙治体矣。”

张世则所言,表达了一个儒家士大夫的社会政治理想。这也是管子所谓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翻版。如果说儒家把教化民众、净化乡风民俗作为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义务,那么,前提和条件是要求必须首先改善其生存环境。

张世则没有来得及创办书院,就被调离密云。直到万历十九年,王见宾出任密云兵备道副使,来到此地。有人向他抱怨,“士不举于乡三十年矣”。30年没出过一个举人,说起来确实不太光彩。密云是有武学、县学的,但没有书院,王见宾于是建议:“宜别求所以养之者。”这或许可以视为密云白檀书院问世的先声。

数年后,户部主事梁祖龄奉“钦差总理密云等处粮饷”,得知王见宾的建议并未得到落实,亦有所感而“相顾叹息,乃属邑侯康令”,操办此事。这位“邑侯康令”,即密云知县康丕扬,是万历二十二年自宝坻迁密云的。

据《雍正密云县志》所载:“二十二年,邑令康丕扬建魁星楼于学宫东南隅。又奉按察王见宾、户部梁祖龄,建白檀书院,前有堂,后有亭,东有春华馆,西有秋实馆。又建社学斋房以时训课士子童蒙,讲诵游息,身自课之,邑人向化。”

尤为难得的是,他还亲自到书院执教,为士子童蒙授课,很有点孔夫子“风乎舞雩”之乐。显然,白檀书院的创建给重武轻文的密云增添了一道亮丽的文化色彩。

(作者系文化学者,《隐藏的文脉:北京书院述微》作者)

解玺璋 来源:中国青年报